我1978年走进古田松台山一中校园，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高中生活。1980年考上北京大学，成为未名湖畔的一名学子。屈指算来，离开古一中36年了。30多年的时光，改变了很多东西，无论是国家的面貌，还是个人的际遇。那些关爱培养我们的老师，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已经白发苍苍或步履蹒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们，也已经年过半百。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常常会想起在古一中的日子，想起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读的日子，想起与老师和同学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我真的很感谢上苍的厚爱，让我在最美的年华，在青春年少的路途上，遇见了最好的你们。你们的厚谊嘉惠，是我永远的记忆。

从石坑小学到乡下班

古一中高中两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一个农家子弟跨越大山、走向广阔天地的第一步。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有两个原点，一个是生养我的故土，一个是培养我的母校，两者共同塑造了我精神世界的底色。

1963年，我出生在古田一个叫作“石坑”的村子。外人只要凭借这村名，大体也能想象它的模样。我的先人给自己的家园起这么一个土气的名字，或许是因为村子背后确有一座石头山（石饭甑岩，正被开发为景区），或许是因为确实是太没有文化了。村子其实并不小，人口千余。但没文化却是真的。我上小学时，村里尚无一个中学生。如果有人能看懂报纸，就算是文化人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给我写的几封信，都是请村里的学校老师代笔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吧，父母对文化有一种朴素的近乎神圣的尊崇。1971年我8岁时，开始上村里的小学——石坑小学。1976年小学毕业。当时由于公社中学规模太小，无法招收那么多的学生，政府就决定在村小学举办附设初中班，我因此继续在村里读了两年初中。当时石坑小学有8名教师（2名公办、6名民办），政府一下子派不出更多的教师，初中班的课就由小学老师来兼，化学和英语没有人会教，只好完全放弃。1978年初中毕业时，古一中首次面向全县招生，我的成绩刚好上线。我成了石坑村第一个到县城上学的孩子。

跨进古一中校园后，学校考虑到我们这些从各乡镇来的同学英语化学等基础差，就把我们专门集中编为一个班——高一（3）班。正因此，我们这个班又被人称作“乡下班”。估计当时很多人没有料到，多年后，乡下班会成为一个闪光的名字而载入古一中史册。就连我们自己也没有预想到，我们擦亮了班级的名字，我们以曾在乡下班为荣。在母校建校70周年时，学校评选出9位杰出校友，乡下班有3人上榜，竟然占了三分之一。

当时乡下班共有60多人。虽然都是来自各公社，但内部构成其实也有不同，有些家庭是居民户口，有些是农家子弟。比如从凤都来的8个人中，游万滨、彭妤、朱婉萍、魏新、祝晓雄等5人，父母或是中学教师或是公社干部，只有叶学云、陈永章和我父母是真正的农民。我和他们7人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是从公社中学（古田四中）考上的，而我是从村小学的附设初中班考上的。后来才知道，像我这样直接从村里初中班考上的，班上大约还有七八个。我在乡下班其实只呆了一年，第二年（1979年）文理分科，我和永章、彭妤、传金等转到文科班。但就是这短短的一年，却在我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成了我一辈子无法磨灭的记忆。

遇见史上最强教学团队

怀念古一中，最难忘的是老师。那时我们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很多人是第一次进县城（我是第二次，此前两个月参加中考刚去了一次）。我们就像一群刚出生不久的鸡雏，惊恐而好奇地面对着陌生的环境。现在的中学生对此或许无法理解。当年城乡之间隔着几乎难以逾越的鸿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落后和土气是乡下人的代名词，优越感是许多城里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当时其他班级的同学喊我们为乡下班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其中暗含的某种轻蔑。

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有人大声喊我们为乡下班时，班主任江娥英老师都会出面制止、批评对方。记得开学后不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上的高一（4）班同学大闹大跳，居然把本就有点老旧的双层木地板踩坏了一块，一些粉尘就从我们的头上撒了下来。娥英老师立马冲到楼上，把对方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说到激动处，我看她怒目圆睁，两个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她连声质问：“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乡下班有什么不如你们？”又一字一顿地说：“你们不要看不起乡下人！”回到乡下班后，她又对我们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努力，不仅学习要好，而且其他方面也不能落后。”老师对我们的爱护和鼓励，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上进心。此后，凡学校举行的各种活动，比如劳动竞赛、歌咏比赛、卫生大扫除等，乡下班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多次得到学校的表扬。毕业后同学们每次谈起娥英老师，都说她像一只老母鸡，精心呵护着我们这群小鸡。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真实、恰当。正是老师们的浓浓爱意，成就了乡下班这个团结友爱的集体。

除了高一时的班主任江娥英老师（兼教化学），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教政治的林永栋老师，教语文的倪可源、李扬强、王福钟老师，教数学的陈学庚、吴登岳、王家滋老师，教英语的余根尧老师，教历史和地理的魏治农老师（文科班的班主任）等。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或许是古一中历史上最强的教学团队吧。他们当时大多在50岁左右，温文儒雅谦和，对学生有着极强的爱心，并且教学经验丰富，讲课疏密有度，善于启发引导，极富感染力。他们不仅传授我们以知识，而且教给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同时，他们又都个性鲜明，讲课各有风格。

比如教语文的3个老师。扬强老师年富力强，幽默风趣，他讲作文，起承转合，激情澎湃，说到动情处，往往会做出捋袖子的动作，即使穿短袖也是如此。福钟老师给人的感觉是慢条斯理，比较耐心，他讲古文，条分缕析，旁征博引，讲得很深入。可源老师是学校的教务长，学识渊博，讲课总是散漫开来，天马行空，我疑惑他心里是否装有高考这件事。他会在临下课时在黑板上抄几首唐诗或宋词，让我们有空去背诵。他喜欢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我记得他不说“作诗”，而说“吟诗”。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和往墙角扔粉笔头后的拍手动作，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说实在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头脑中仅存的几首唐诗宋词，就是可源老师留给我的。感谢他对我们吟诵的要求，即便日后淡忘了，但那些诗句带给我们的影响，那些诗句背后的沉思与品味，早已内化为我们心灵的一部分。

还有在文科班时教我们数学的吴登岳老师，高高瘦瘦的，患有鼻炎，没讲几句，鼻子就要“嗯嗯”几声，他讲课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公式推导得一清二楚。正是得益于登岳老师的教导，原本视数学为畏途的我，在高考中得了92分，是各科成绩中最高的。

谈到古一中老师，尤其感恩魏治农老师。古一中那几年文科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1978年高考，古一中文科“剃了光头”。那年底治农老师调来后，文科局面立马改观。1979年就有丁文清、丁馨等同学考上名牌大学。此后几年，古一中文科在高考中都有突出表现。和可源老师相反，治农老师讲课的特点是，紧盯高考抓重点，凡是他认为不会考的，都不作为重点，都不要浪费时间。而且他讲重点，总是斩钉截铁，干净利落，毫不迟疑。每讲完一节课，他就把重点划出来。经他这么三下五除二，厚厚的一本历史书，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这就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治农老师有段时间声音哑了，一个多月上不了课。我当时是文科班班长，他就把我的课本拿去，把重点划出来，而后让我转告全班同学。治农老师还注意教我们学习方法。他认为历史最重要的线索是朝代，先记住朝代，再去记每个朝代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据此，我把中国朝代编了个顺口溜，“夏商西周和春秋，战秦两汉三两晋，南北隋唐五代十，宋元明清中华民国”。虽然编得不科学，但中国历史的脉络被我记住了。这样在宿舍熄灯后，我依然可以躺在床上，按朝代顺序把历史复习一遍。治农老师说，地理最重要的线索是方位，只要熟悉了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两张图，就可以从北到南或从东到西，把该记的内容（比如河流、山脉等）记住，然后躺在床上，照样可以把地理复习一遍（我认为，和学理科相比，学文科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要整天趴在桌上做作业，只要躺在床上背就可以了）。除了划重点、讲方法，治农老师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猜题能力。据说1979年那次高考，他就猜中了好几题。等到1980年我们高考时，果然又有几题被他猜中。治农老师之所以有这种“特异功能”，主要是因为他对高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哪年考过哪些题目了然于心。他认为，上年刚考过的，今年不会再考，近两年考过的，则可能换一种方式小考（如选择题、填空题等）。治农老师这种以高考为指挥棒、一切为了高考的教学方法，现在细究起来，难免有它的缺陷，但在当时，要在短时间里快速提高考试成绩，他这一招还真是管用。作为这种方法的得益者，我对治农老师永远心怀感激。

贫贱忧戚玉汝于成

怀念古一中，同样难忘艰苦的物质生活。乡下班同学都寄宿在校，家庭经济条件都比较差，很多同学吃的大米和咸菜基本上都是由家里人送来。家境稍好一点的同学，每个月家里会给几元零花钱，可以偶尔在食堂买点菜（肉片一碟1角，青菜5分，咸菜2分）。记忆中我基本没买过食堂的菜。我们每餐把米放在饭盒里（常常也切一两块番薯放进去），加上适量的水，然后交给食堂的师傅，师傅再放到大蒸笼里蒸。同宿舍有个来自大甲公社的同学，一日三餐基本上靠番薯米度日。永章与我同宿舍，记得有段时间，他到街上买了些炸豆腐泡在酱油里，由于炸豆腐比较松软，很会吸酱油，吃起来又咸又好下饭。我就向他学习，但吃几天肚子就受不了了。当时我家里种了很多番薯，番薯就成了我的第二主食。

高中期间最大的一次享受是，一个亲戚到县城办事，请我到餐馆吃了一顿炒面。最恼人的一件事是，好几次我把饭盒装不下的番薯暂时存放在食堂的格子里，等下一餐去吃饭时，番薯不翼而飞——不知被谁偷吃了。最悲摧的一件事是，把家里好不容易给的5元钱弄丢了，我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找了几遍也没找到，为此心里郁闷了很多天。

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反而激发了我们向上的意志和学习的动力。当时心里已经明白，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而且是唯一的途径。只要考上大学，就不要再回到乡下去务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为了梦想，我们开始了拼搏。我们上课全神贯注，课后不遗余力。每天早上6点左右，校园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同学在晨读。宿舍晚上11点半熄灯后，还有同学在昏暗的走廊或路灯下看书。我们把英语单词写在小纸片上、放在口袋里，无论走路、吃饭甚至上厕所，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背。有一天傍晚下课后，我和很多同学在教室复习，同学们断断续续地去吃晚饭，然后又陆陆续续地回到教室，教室里始终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同学，等我起身准备去吃饭时，晚饭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为了学习，我们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回想自己从石坑小学开始的将近20年的求学经历，古一中的两年，是最刻苦努力、也是成效最大的一个时期。事非经历不成，功非积累不立。1980年和1981年（当时正值学制调整，高二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可以顺读高三），古一中在高考中取得了大丰收。其中乡下班变成了向上班，我和吴忠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德键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其中德键成绩为全省文科第二，吴忠全省第五），永章、昭波、如晶、林燕、小强、景梨、养成、邹毅、学云、炳华、阿花、建铨、丽娟、传金、彭妤、炳汀等20多人考上了厦门大学等高校。昔日的田间小路，走向了条条大道。我1984年北大毕业后，又考上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再后来，又走出国门、漂洋过海负笈英伦。我成为石坑村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研究生，第一个留学生。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我深知，我后来能走得那么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一中打下的良好基础。

青葱往事里的一桩“悬案”

回忆古一中生活，还有一桩“悬案”需要说说。1983年，我在北大上大三时，喜欢上了正在福建师大读书的一个女孩。那女孩和我乡下班同学H（原谅我不写出她的名字）同在一个系，两人是好朋友。那年11月，正当我和那女孩因一些误会而闹矛盾时，H告诉了那女孩一件事：我在中学时给H写情诗，害得她生病回家，严重影响了高考。于是，那女孩对我愈发地怨怼。一个刚刚展开的故事，很快就画上了句号。对我，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在古一中期间，乡下班男女同学基本上是授受不亲的，除了班长叶学云等少数几个班干部与女同学有较多接触外，像我这样家境贫寒、尚未开化的农家子弟，对H这样漂亮的女孩，即使做梦也不敢想，哪来的胆量给她写情书。但H当时怀疑是我写的。多年后，我问了H，才了解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高考前夕某一天，H在抽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一首情诗，毫无心理准备的她，当时脸都吓白了，连忙将纸条交给旁边的一个女同学，那女同学也不敢看，马上递还给H，H就把纸条撕了扔到厕所里（所以至今她也不记得那首诗的内容）。第二天，H又在抽屉里发现一页纸，上面写有“愿你是一只快乐的小鸟”等诗句。这事给了H很大的“打击”，她对教室和抽屉充满了恐惧，生怕又收到类似的纸条。于是就请了病假跑回乡下。过了一段时间，永章同学去看她，并带了一大堆学习资料给她，都是关于各科复习的重点。这事多少影响到H的高考，最后她只考上了福建师大。我上北大后，曾经给H写过一封信，但她没有回复我。这次她告诉我，当时一看到信封上的北京大学字样，人一下子就懵了，根本就不敢拆开看。我曾怀疑那首情诗是永章写的，但永章否认。现在想，也有可能是养成写的，因为他有次酒后说，他高中时最喜欢H。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写道，哪个青年男子不钟情，哪个妙龄女郎不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为什么从此中有惨痛飞迸。本该是一个美好的青葱故事，却由于我们当时太年轻幼稚，对感情太缺乏经验，最后酿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H现在已是大学里一名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我不知道，当她面对那些情感困惑的少男少女，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时，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曾经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那件事。前段时间，在乡下班的微信群里， H说，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再去猜那首诗到底是谁写的，已经没必要、也不重要了。我们要感谢那个纯真的年代，感谢那个不留名的同学。往事如烟，随风飘逝，曾经的青葱岁月，无论快乐或是忧伤，都已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

老师一声三十年

1980年8月，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那个叫作“石坑”的村子，告别了松台山的一中校园。经过近50个小时汽车火车的辗转，终于到达伟大祖国的首都，跨进了被誉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我的人生自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梦想已然成真，但初到北京，人在异乡，打量着陌生的校园，心里有些茫然。更重要的是，全班50个同学，都是各省市高考的佼佼者，其中有3人是省“状元”。面对这么多的超级学霸，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在新鲜兴奋之余，也不免产生了某种惶恐，不知自己能否跟得上。我不由地给治农老师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担忧。老师很快就回信宽慰我：“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刚进古一中时，基础并不好，但经过两年努力，你不是赶上来了吗，而且考了全县第一。这证明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只要你努力，一定不会落后的。”老师的肯定和鼓励，极大地增强了我的学习信心。到大二时，我的成绩在班上进入了中上，大三时名列前茅，并获得学校的五四奖学金，大四时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收入学校图书馆毕业论文馆典藏。在后来我读研、留学直至参加工作之后，登岳、扬强等老师也始终对我嘉勉有加。

这几年，我与扬强老师有了更多的文字上的交流。有时，我会把我写的文章送给他看，他每次都认真批阅，写出评语，提出意见。2011年，扬强老师历经数年潜心研究，在出版《蓝田古文化》基础上，又撰写出版了《蓝田引月》。我为他写了推介文章，发在《炎黄纵横》和《福建史志》上。同时，还写了首仿古七言贺诗给他：“人生古稀未觉迟，躬行勉力作人师。三尺讲坛耕半世，桃李上千可慕思。故土长怀一己念，撰编史志岂心痴。喜哉大作今面世，德满家山天下知。” 扬强老师收到后，即刻按古诗格律要求，帮我做了修改，成为：“人生七十未觉迟，勉力躬行秉先师。三尺讲坛耕古邑，千株桃李贯幽思。长怀故土拳拳念，主撰志书眷眷痴。喜告新篇今面世，家山德满后人知。”他还写了一段附言：“贺诗之类难写，而你出手不凡，写得有情有味。但按格律诗要求，这首仿古诗则欠合律体定式。律诗不但讲求押韵、对仗，而且还得平仄相粘对。我勉强依律而改，顾此失彼，很难合意，仅做参考。”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在人生的路上，遇见像扬强老师这样的良师。

这次古一中向校友约稿，乡下班同学反应最为踊跃，总共写了七八篇回忆文章，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恩情怀，道出了同学们的共同心声。扬强老师给每篇都写了评语。他给永章的评语是：“娓娓道来，神采飞扬，成为永久之文章，为母校争荣，为乡下班争光。” 给炳汀写的评语是：“详略有序，行文如流水，尤善选择典型事例及细节，令人拍案叫绝。”给万滨的评语是：“写得真实感人，催人泪下。我亦曾为乡下生，故读此文，特引起共鸣。”给建铨的评语是：“写得详实动人，详略得当，感受尤深。”给邹毅的评语是：“生日之作，难能可贵，写得如歌如泣，可喜可贺。”给当年最得意门生德键的评语是：“大作超越当年才气，文笔挥洒自如，文采斐然，感人至深，老朽深感为师幸甚。”我亦将本文初稿传给他，他给我写的评语是：“文如其人其名——如见其开，尤见其锦，花团锦簇，精彩精当精美。”年迈的老师对年岁已长的我们，少了些直截了当的批评。但在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老师对我们取得点滴进步的喜悦，以及对我们念念不忘的鼓励和嘉勉。这就是我们的老师，即便在我们毕业30多年之后，依然像在校时关心着我们，引导着我们。他们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

一个人其实是看不见自己的，只有遇见或撞上了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逐渐地了解和认识自己。人生就是经历，并在经历中成长。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三十多年的往事如清风徐来。那青春年少的情怀，所有的贫困、遗憾和艰难，都曾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流水带走了光阴，却带不走我们的情谊，带不走我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我回顾着自己走过的路，细数着曾经的人和事，内心充满了感激。

岁月犹长。我的母校，我的老师和同学，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不仅是今天的回忆，而且是明日的延续。你们温暖的目光，永远激励着我。我将继续努力。

谨以此文献给古田一中——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写于2016年中秋前夕

(原载《古田一中报》第110期，2016年9月30日出版)

注：陆开锦，1978年入古田一中高一（3）班，1980年文科班毕业。现为中共福建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省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