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8年考入古田一中，经学校选拔考试，编入高一丙班学习。这个班当时是两年学制的班，就读的基本上是该年级的尖子生。高一年段共有甲、乙、丙三个班。先后担任这个班的教师有教导主任廖增翰教代数，副校长陈学庚教几何，吴登岳教三角，教研组长陈镜波教俄语，教研组长郑慕韩教化学，林元篪和李春盛教物理，陈永南教政治，王福钟、倪可源、阮周诹老师先后教语文，刘作裕教体育。任课老师多是学校领导或教研组长，学校对高一丙班的重视，可见一斑。刘作裕、魏禧、吴登岳先后任班主任。

 吴彩润先生近照

   本班同学很争气，在学校建校劳动中，推山坡，建操场，动脑筋，出力气，改变了地形面貌，为学校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基础。在支农劳动，在校学农劳动，我们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劳动多了些，我们深怕学习时间不够，所以白天劳动，晚上要求老师为我们上课，“把灯光当作阳光，把夜晚当作白天，在灯光下，我们学习和白天一样紧张”。

我们班学习气氛浓厚，同学团结友爱，班干部能力强，办事公正。在校入党就有五位同学，他们思想上进，学习成绩好，热心班级工作，各方面都为全班作表率，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班主任刘作裕、魏禧、吴登岳三位老师和班干部们配合默契，各项工作样样领先。

全班同学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大家上山砍树，筑窑烧木炭，下河洗铁砂，一炉炉的铁水奔腾迸出。为了保证炉火不灭，很多女同学和男同学一起，连夜摸黑上山挑木炭，山路陡滑，跌倒了，爬起来赶路挑回木炭。但我们虽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热情，但缺乏科学方法，烧出来的铁块不合格。我们在六一四路边的校门口水田上种水稻，下足了基肥，精耕细作，种下的禾苗一天天成长，都希望能够亩产4万斤，实现我们的梦想。一场风雨，水稻秧倒伏了，赶紧施了钾、磷肥。心里开始嘀咕，每亩4万斤，那就是每平方尺四株稻要长出6－7斤粮食，这几乎不可能！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

    我们响应学校号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1959年，我们班在校门口左侧的山坡上平整出一块地，自己动手，从旧城拉回木材、瓦片、砖头，盖起一座相当像样的猪舍，砌起煮猪食的灶房和储料房，捡回旧汽油罐两个，一个装泔水，一个盛清水，一切准备就绪，学校总务处发给我们班10头小猪。从此，全班分组轮流养猪，有的满山遍野找地瓜藤、水浮莲、青菜的旁叶、水生野菜等，有的同学找家长帮助购买细糠、酱渣、酒糟、盐巴，为了使猪仔吃得好，长得快。我班在每天中午养猪检查评比中，几乎天天夺冠，秘密在那些猪食的“佐料”上。有经验的同学，抓一把“佐料”，把手伸到猪食槽底，来回搅动，猪闻到了，把嘴巴伸到槽底吸食，结果当然吃得两肩平平。当然还得做好猪舍的清洁卫生，储备足够的食料。这样，红旗就只得在我班猪舍上飘扬了。

1960年，国家遭受特大的三年自然灾害后，我们的粮食供应由原来的30斤，降为24斤，副食品、油、糖等几乎看不到了。有的同学得了“浮肿病”，有的瘦得皮包骨，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饿和累。有个同学，山东曲阜人，一米八的个头，每餐二两半的米饭，无法支撑他全身重负。他捡了包菜头，剥皮后，把当中的茎块切成片段，放入陶罐中，加水和盐，放到炭火上烧熟。他经常吃这种含水多的食物和加水很稀的饭，时间一久，得了“浮肿病”。皮肤用手一按，凹进去，老半天不能复原。有一次，他把其他同学的饭暗中吃了，引起大家的不满。有的人要求给他严厉处分，我班同学召开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严肃地批评他这种不检点行为。建议学校给予严厉教育，但不要写到他的毕业鉴定里。这种错误不应当发生在他身上，但设身处地一想，他确实令人同情。班劳动委员李德枝同学，是闽侯农村人，送他几斤粮票，同时也批评他的错误。后来他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

1960年，由于营养不良，我瘦得脸盘只有两个指头宽，加上学校的较强度的体力劳动，我患了“脱肛病”。医生说，只要搞到“偏柴皮”（枫树皮），熬成汤，和糯米一起泡后，塞入猪大肠，蒸熟吃了，就会使肠头收进去。结果，到处买不到猪大肠。学校医护室的曾金冠老师帮我找来“偏柴皮”，向学校批了2.5两的盐腌制的猪肉，混入洗尽的糯米，在饭床中蒸熟，又给了一勺白糖，一服后，神奇地好了。

当时，我班先后养了二十头猪，大的百多斤，小的每头60斤左右，由于猪肉断了供应，每当上级领导来我校视察、检查工作，学校就从我班猪栏里抓走最大的猪，屠宰之后请客。全班同学知道后，心里感到不平。班长和几位班干部商量，说一头猪得了猪瘟，必须马上埋掉。校医曾金冠老师看了之后，发现猪的皮下发红，同意我班的报告和处理意见。班干部说埋了太可惜，还是宰杀后，处理干净，用生姜、料酒、酱油焖煮，不怕的同学可以来取食。在长时间未食猪肉后，有这样香喷喷的猪肉，谁还顾得上会不会得病，这事只瞒着申庆余校长和刘作裕总务主任。科任老师和全班同学分食了这一大锅猪肉。

班干部带领全班同学除了完成学校的劳动任务外，还组织我们开荒种菜，如芥菜、空心菜、包菜、萝卜等。菜收成以后交到食堂，以最低价格算钱。星期天大家一起上山砍柴、割芒萁，一起交到食堂，按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食堂。这些钱，按人头分给每个同学，抵每个人的柴火费和菜金。许多同学家庭条件都不富裕，有的还享受助学金。班级的“勤工俭学”活动，使大家受益。1960年，全班种黄豆，收成以后科任老师和全班同学每人都分得5斤黄豆，还有一脸盆的青黄豆（脱不了壳的黄豆）。这在当时同学们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为大家备战高考解决了大问题。我班高考取得好成绩，这些黄豆功不可没。

高二暑期，本当我们可以毕业，参加高考，上级通知我们学制仍然为三年，所以我班升上了高三年级，当时重新编班，我班更名高三甲班。1960—1961年这一年，我们基本上在复习高中的课程。高三下，全年段分为文史科、理工科、医农科三类，班级全面总复习，准备毕业迎高考。

中学时代的吴彩润先生(后排左四)

我觉得我们古田一中老师水平高。阮周诹老师布置作文，要我写一篇读书心得，我写的作文是《<王若飞在狱中>读后感》。阮老师修改后，用毛笔抄写后张贴，作为年段范文。他要求我把它熟记，并背下来。1961年高考作文题是“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我把原来所写的作文改为《我所敬仰的王若飞同志》。理科的语文考试，当年只考一篇作文。出考场以后，阮老师说：“彩润今天你可高兴了！”我答：“老师，我把你修改后的全文都写进去了。”他说：“完了，完了，怎么可以全文照抄？”我说：“没有啦，标题改了，原来的起头也改了，最后的结尾又添了一些。”他说：“嗨，吓了我一跳！”俄语考试中的“俄译汉”与“汉译俄”，是陈镜波老师平常练习中做过的，也真是太好啦！物理科试题中，有一题是实验，平时我们实验室上课时没有接触过。在总复习的最后阶段，我们不知道还要读些什么，李春盛老师说，把课本里小字的注解部分和正文部分对照看一看，加深理解。后来高考题刚好考到一个注解部分的实验，我信心倍增，从容地答题。数学、化学、政治三科，我平时成绩就比较好。所以，我不担心高考成绩，我担心会不会被录取到太差的学校或专业。

 吴彩润先生(左二)和他的老同学在科学楼前合影

我原来喜欢读文科，分科时老师反复动员我考理科，而且告诫我，个人兴趣要服从党的需要。我心里想，我要念法律专业难道不是党的需要吗？反复思量，中国人民大学与我无缘了。我知道我的舅舅和姨妈在抗战胜利后，已经到了台湾谋生，有了这样的社会关系，你的家庭成分再好，也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划入一个圈内，所以我决定服从学校的安排，去念理工类。填报志愿时，廖主任、陈副校长、吴登岳三位科任老师，又反复动员我报福州大学或厦门大学数学系，我听从了老师们的意见。

我终于如老师们的愿望，考入福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入学后，数学系的学生会主席罗仙文学长对我说：“你走错了门！”我不知其所云。他说：“你考了570多分，平均每科95分，（高考六科，每科100分，总分600分），不考清华、北大，来到福大，不是走错门了吗？”我才恍然大悟。我知道，事已至此，后悔也无济于事，老老实实念完福大五年吧！

当年，我班的李宝姿、张春梓、陈桂木、陈启麟四位同学考入北京大学，还有的同学考入上海交大、西安大学、上海第二医大、科技大学等，和我一起考入福大的共有11人。据说我班高考录取率为85﹪左右。我班的胡锦洲、陈克平、林燕生、谢仁财组成的乒乓球队，在县内比赛取得了好成绩，组队参加南平地区比赛获得冠军，参加省比赛也取得好成绩。我很想念我们的高中丙班！

1966年我大学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毕业后只能留在福大，待分配。初期写写大字报，参加全国串联。我没当上“造反派”，也没成为“保皇派”，被封为“逍遥派”。当时，几个我比较满意的分配方案，比如留校当助教，到省计划委员会和到交通厅汽车总站当调度员等，但都被相继搁置。1967年国家开始每月发给我们45.50元工资，加上粮价补贴3元，共48.50元。1968年秋，我被分配到31军的南靖县马山农场学兵，后来军队调防，管理我们学兵连的是5048部队，我们戏称自己是4850部队。

1970年，我被分配到闽侯地区。闽侯县革委会宣教口需要增加大学生来工作，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愿意到闽侯县工作，这里接近福州，我还可能有机会到福大去。可是古田县负责接收分配的人说我是古田人，古田也急需人才，闽侯的同志告诉我，你的家乡来人，要抢你回去，我们只好让步了。到了古田，才知道他们急需我到大甲乡去，而且，他们把我的团员档案资料弄遗失了。到了大甲以后，我的生活和事业都产生了转变。

1973年我被调到古田三中工作，当年转正，工资升到52.50元。黄聿峰主任、余祖柳副主任、黄传茂书记三人轮番劝说，要我当任教革委的课程表排表工作，我无法拒绝。接受了工作，兼任生管、民兵营长、教育革命小组组长一串头衔。由于派性斗争，一些教师说我受到重用，是黄聿峰、余祖柳、黄传茂的一边人，后来连续两次送我进入“学习班”，审查毫无结果，只好把我放了。1977年9月把我调到了泮洋中学。

泮洋中学的老师很团结，没有那些勾心斗角事件。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连年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黄益盟以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工作。为了开辟学校操场，建筑师生宿舍，泮洋中学上面跑资金，下面还要协调占用村民开垦的用地。1980年泮洋中学高中部决定撤办，我又被调走了。

1980年9月，我到了古田一中任教，担任初三（3）(4)两班的数学教学，与副组长张建东共同担任毕业班教学任务。张老师患病住院，由我代课。我上午得上四节课，下午刻钢板，付印以备次日复习课之用。晚上找资料，编练习，备好第二天的课。这样，我就连六岁的儿子生病了都无法精心照料。张建东老师的爱人是古田医院的医生，她来给我孩子看病、送药。就这样的工作，当时一个学校领导还指责我劳动纪律差，要把我发配到乡下中学去。我也生气了，据理批驳，最终不欢而散。我后来向黄星海书记汇报此事，黄书记说他糊涂。

1988年我任一中政教处主任。当时，社会上受港台风气的影响，男生穿拖鞋，留长发，女生佩耳环，挂项链。打群架、小偷、谈恋爱、逃学等现象时有发生，校园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上级有关部门要求我们从整顿校园治安入手，逐步规范学生行为。由于领导的重视，年段长、班主任大力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校园治安面貌大大改善，学生行为规范逐步正常，我校被授予整顿校园治安和学雷锋先进集体。我校继续努力贯彻《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行为规范》，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制定了《古田一中学生处分条例》，大力培养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实行班级工作量化考核等，积极开展校园法制教育，贯彻青少年保护法，开展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请法律工作者为学生举行法律知识讲座，学生举办了“模拟法庭”，进行自我教育，开展普法教育，请医生为学生讲青春期知识。学校努力进行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制定了校训，加强了“国旗下的讲话”的针对性，学校被评为省文明单位。

第一排左三为吴彩润先生

1992年，学校向“省二级达标学校”目标前进，根据考核验收标准，政教处需要准备很多文字材料。为此我只得长期伏案工作，有些还要收集实物资料。终于整理了一套材料，顺利通过了考核验收。1993年12月5日是我校的五十周年校庆，政教处的任务是搞好学校黑板报、班级黑板报的校庆专栏，学生踩街，接待学生家长、兄弟学校的领导等，另外还负责校庆治安。五十周年校庆取得圆满结果。1997年，我们古田一中通过了省级办学一级达标考核验收。

我们学习外县经验，为了加强家校联系，组织了年段为单位的家长委员会，为了让家长知道子女的心理教育，学校组织了家长学校，由学校领导和教务处、政教处主任到场传授心理知识，学校还设置了心理咨询室。我校的这些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受到家长、学生和领导的肯定，学校还获得“家长学校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1998年学校组织了到龙岩一中、永定一中、三明二中参观访问，向这些兄弟学校取经学习。三明二中初高中分离比我们先走一步。他们的领导和老师都感到后悔。他们认为初中与高中分离，独办高中，首先将导致教育资源浪费，初中的老师和设备将丧失他们的效能；其二，高中没有“基本兵”，没有本校的尖子生作为标兵，难以形成好的学风；其三，对新教师的使用也没有从初中到高中全过程考核、培养，适合初中的放初中，适合高中的放高中，从而放心使用。因为有了一年的体验，他们劝我们一定慎重决定是否把初中分离出去。我县也准备把我校改为纯高中学校，他们认为古田一中的初中再不停止招生，将影响其他学校初中的公平竞争。这似乎说不过去，难道古田县的初中竞争要在低水平的状态下进行？我认为教育经不起折腾，分离初中的步伐放慢些，慎重再慎重，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这样的教训，我们县已经经历了多次了。若干年后，高中的质量如果下降，我们到时心疼就太晚了。领导们以为我们是分离初中的阻力，不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就全部退到二线去了。我担任心理咨询室主任。

退休以后，我认为看书好，起先看武打小说，打发日子，以后看些网络上发表之后再印成册的小说，再后来看知识性的书及书法理论的书。从2001至2014十多年来，每年坚持看一两百本书，记性差了，一看过后忘得也快，真是白看了。由于腰腿毛病，今年起不敢问津了。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究竟对不对，有没有益处。如果对古田一中的校史能贡献一点微力，我不胜高兴。

吴彩润，古田一中高中1961届校友，1966年毕业于福州大学数学系。先后任教于大甲中学、古田三中、泮洋中学。1980年调到古田一中，1988年起任政教处主任，2001年退休。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