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一中1964届高三甲班是由1958年初中入学的4个班，经过中考选拔而成的。历经六年的中学生活，经过五十多年的世事沧桑，虽然往事朦胧如烟，但仍有许多鲜活美好的记忆沉淀下来，令人沉迷、陶醉、怀念。尤其是中学时代的许多老师，他们对教育的执著忠诚，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学生的慈爱关怀，让我们终生难忘。

1958年，国家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古田旧城被淹没于翠屏湖底。古田一中也从旧城的龙首山搬迁到新城松台山。当时提倡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赶上“大跃进”，虽然欠缺科学发展观，但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精神风貌，依然让人记忆深刻。

我当时在初一甲班，班主任是林敏琪和蔡一清老师。林教代数，蔡教体育。蔡老师在下乡及其他各种劳动中都带着我们，大家同吃同住。他是泉州人，很和蔼。有一次他问一个学生：牛粪用古田话怎么讲？该同学很淘气，骗他说是“高帽”。大家都哄堂大笑。可见当时师生关系是很融洽的。蔡老师篮球打得好，练就一手漂亮的勾手投篮的绝活，是县篮球队的成员，曾参加过地区和省里的篮球比赛。

初二的班主任是林韶音老师。她教数学，后来负责图书馆工作。初三的班主任是林春森，他教生物课。当时初中各科的老师还有：语文科黄玉秀、陈荷花、薛谋裕，数学科王昌奉、胡瑞琛、林仁豪、陈宝坤，俄语科王翊樊、林仁钗，物理科叶宝存，历史科黄星海，化学科徐培尔，地理科黄永丰（印尼归侨），生物科陈锡模，音乐科杨道恩，政治科陈振亨。当时的校长是申庆余。

初一入校时，松台山校园除了省建筑公司盖的几座教学楼、宿舍楼外，其余均为荒山野岭。作为拓荒者的我们参加了挖操场等建校劳动，用锄头挖，用土箕传运。为了提高效率，还发明了“放卫星”的操作法。即从两侧及下方掏挖，最后用木杠撬动，数吨重的土方就轰然倒塌，然后我们再将土方运走。还有就是用两根毛竹当双轨，溜滑土箕，以提高运土效率。另外，宿舍楼旁的篮球场，教学楼到宿舍的坡道等等，都曾洒下我们辛勤劳作的汗水。

那时，我们班养有六头乌克兰大白猪，都长到150多斤。由身体较弱的林国清饲养，其他同学负责去周边农村找饲料，如番薯藤、水浮莲、浮萍、菜帮子、米泔水。那年红薯大丰收，吉兆村寺庙里堆了好多吃不完的红薯，我们就用板车拉回养猪，还要刈芒草煮饲料。后来大白猪陆续宰杀，供全校大会餐，大家吃起来香喷喷，美滋滋的。

大炼钢铁时期，学校半山腰建了五座腰鼓炉炼铁，山顶还建有一个高炉。高年级同学有烧砖、烧炭、砌炉、冶炼的。我们班则去永洋、前山、莲桥的河里洗铁砂。大家把河水围堵引入溜槽，挑来沙子倒入，水流冲刷后沉入槽底的即为灰黑色的铁砂，作为炼铁的原料。

校门口有几块试验田，为了“放卫星、送喜报”，还把成熟的水稻密密地移种一块，周边还用鼓风机往里吹，大概也是受当时浮夸风的影响吧。春森老师也教我们如何种红薯，如何挖穴种桃树。当时还种了许多新品种的玉米，黄色的为“金皇后”，白色的为“淡白牙”，印象颇深。

黄玉秀老师教语文。当时要学拼音，推广普通话。据说暑假时，她去北京培训，回来教大家学拼音，练普通话。由于当时劳动占时颇多，还搞单科独进的教改，学习不扎实。所以，后来许多同学用拼音查字典和打字，辨析诗词平仄韵律，都遇到许多麻烦，只好从头再学。

初中教音乐的是杨道恩老师。他会弹钢琴，也会拉手风琴，边演奏边歌唱，歌声高亢嘹亮，非常好听。他教过我们许多歌曲，如《喀秋莎》《松花江上》等，其中岳飞的《满江红》词曲慷慨悲壮，至今不忘。还有一首苏联歌曲《夜歌》，旋律抒情柔和。

初中时，我们这些学生好玩闹，爱嬉戏。课余常在山坡上打野仗，扔土块。有一次，一个土块正好砸到我的手指上，指甲立刻淤血。山脚下有个小池塘，边上堆了很多旧城移民运来的门板木料，我们就把门板当木筏来划。有一次我不小心失去平衡，滑入水中，惊慌失措乱扑腾，刘旭光同学赶紧把我拉起来，实际上水深才到腰肚处。小时我也练过“狗刨”，可游十米八米，但事到临头就慌神了。当时我还和刘旭光、彭春如、卓和泽和陈振波等几个同学，在河边挖地种菜，如四季豆等，采摘后各分一份。通过多年锻炼，我应当能种植二十多种常见的蔬菜瓜果吧。另外还有好些同学，包括女生，周日还去周边山上割芒草、砍柴。丁余芳同学去喉咙漈砍柴，还在河里救起一个溺水的女孩，受到学校表扬。

最令我难忘的是初二班主任林韶音老师。她曾在古田二小当过校长，她的美术很好，画的蝴蝶、花朵栩栩如生，让别的老师依样绣花。她的剪纸也很漂亮。她很慈祥善良，对学生充满慈母般的爱心。当时我家十口人主要靠父亲的五十几元工资生活，生活十分拮据。说来寒碜，我初中时穿的是对襟疙瘩扣的衣服，大免裆裤。回看我在高三的毕业照，大夏天还穿一件四季不变的“较体面”的蓝学生装，连个衬衣都没有。因此我周末需上山砍柴、刈芒草。假期要打小工，如挑沙、挖土方、敲石子等挣点钱，一天可以赚一元钱左右。平时早晚还要抽空在田头地角沟渠边种菜并管理。这样，学习就要更加刻苦以提高效率。有一次韶音老师家访，看到我家一贫如洗，回去后就找学校给我办了乙等全免的助学金，一直到高中毕业，这真是雪中送炭，回想起来我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全校助学金最高的是苏汀洲同学，他是个孤儿，为甲等全免，每月8元钱。依靠助学金（每月17.5元），我终于念完中学和后来的大学，度过了艰难岁月。所以我一直感恩于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对贫苦学生的助学金政策，感恩于学校领导、老师的关怀，感恩于韶英老师的慈爱和仁厚。

1960年我上初三时开始了困难渡荒的艰难时期。当时县城同学粮食定量为每月24斤，我们班魏茂熙同学为罗华农村户口，定量才18斤，每天带一陶罐米饭，要分两顿吃。有一次他肌肠辘辘，去卫生室要了点酵母片充饥，没想到却越吃越饿。进入高中后情况有所好转，学生的粮食定量增加到28斤。

我们家自然更困难些。当时讲低标准，粮食不够吃，则用瓜菜代。还要吃野菜，挖蕨根。我吃过各种蘑菇，如炭菇、梨菇、红菇、松菇、鸡腿菇、草菇，但有一种横菇有毒，不能吃。当时山上的野玫瑰花、金针花、野竹笋、榛子、山茶苞、野生猕猴桃及各种野果等，皆为美餐。至于野兔、山鸡、野猪、野山羊、穿山甲等则是专业猎手的目标。有的同学还去抓田鼠，当时要是能抓到田鸡、锦蛇，捉到泥鳅、鱼虾，摸到田螺、田蚌，自然可以美餐一顿。我生吃过马蜂窝的虫蛹，味淡略甜。我舅舅曾冒险火烧土蜂窝，将它从土洞里挖出来，挑出一海碗蜂蛹，油炸后，高蛋白，味道美极，比油炸蚂蚱、蝎子和蚕蛹等强多了！可惜这些皆为山珍野味，太少了。我们主要是吃苍山籽的树叶，开水焯煮后磨成粉，做成黑汤圆，虽加糖，仍又苦又涩。这种树叶，我们家至少吃了数百斤。不过，虽然闹饥荒，很艰难，好在同学亲友中还没听说有饿死的。

进入高中，我们初中四个班考入本校者集中编为甲班，乙、丙班两班则为县里其他中学考入的学生。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为郑瑞娇老师，她也教生物，并担任生管。她敢抓敢管，严格泼辣，调皮的同学不敢造次。同时她也有一颗仁慈之心，如在食堂吃饭，有的同学带的菜少，她就分给一个卤蛋，当时卤蛋可是好东西。郑老师的爱心，令人感动。有一次班里搞中秋节礼物交换，有两个同学分别拿来一小包花生和一小包香橄榄，少了些，她就自己收下，从家里拿来月饼交换。另外有的同学早自习爱迟到，她没有搞罚站或训斥，而是让他在门口背诵诗词或名言警句，全班同学也一起背。有个同学每次都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巧合的是，高考时语文答题居然要用到它。

瑞娇老师也善于发现和调动学生的潜能，如林华谘同学在她的帮助下，学习进步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并担任班团支部书记。后来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获国务院津贴，后移居加拿大。

高三的班主任为王翊樊老师，他一直负责中学六年的俄语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事业心强。我们的俄语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高考时，俄语是提分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可以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高中的语文老师有甘清英、倪可源、李茂开、吴干、彭世森、游庆喜，数学老师有廖增翰、吴登岳、吴孝榕、魏公华、魏金连，还有陈学庚副校长也教代数；化学老师有郑慕韩、张木金，物理老师为陈培信，历史老师为黄星海，政治老师为程戴金，体育为刘作裕。教导主任廖增翰，教务主任倪可源，校长闫平。

总体而言，当时一中高中部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他们有干劲、有朝气，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老中青比例恰当。老师们都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培信老师讲课挥汗如雨，解题逻辑严密，将知识讲得很透彻，而且善于归纳总结，至于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更是有口皆碑。甘清英老师古文讲得特好，议论文写作教学注重思路拓展，比如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做”。廖增翰、吴登岳讲课也很有吸引力。有一次廖老师正在讲三角函数公式，在黑板上边念边写却能耳听八方。突然他猛一回首，一个粉笔头似武林高手的飞镖，准确命中在一个乱说话的同学跟前。大家都觉得可乐并叹服，从此专心听课。张木金在实验棚里用段木打孔种上菌丝培养银耳，后来他还把在罐头瓶里培育的银耳拿到教室里让大家看，他的试验是超前的。另外魏公华、吴孝榕、魏金莲教数学都认真负责，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批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少壮派”老师，热情奔放、才华横溢。如李茂开老师讲“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讲“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讲“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真是魅力四射、引人入胜，至今仍萦绕心间。茂开老师还编导并主演过抗日话剧，参演的还有吴干老师，我班上的张秀明、丁余芳、林华谘、牛广山等同学。

记得高二时，语文教研组举办过一次高二、高三年级的作文比赛，题目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获得第二名，高二丙班的余必林第一名。赛后文章贴在教研组门口的墙上，两边的对联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当时我很兴奋，我们高二年级居然能赢过高三年级，这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和对写作的兴趣。后来我常常给学校广播站写稿，并得过奖。

高中每年都要参加秋收劳动，如去杉洋、燕仙等地收割水稻。初高中时学校都组织过大型的猜谜语游戏，既娱乐又益智，我也得过好些奖。还有高中时在大操场搞歌咏比赛，场面热烈而激扬。当时比我们晚一届的丁石茹同学在高二甲班当指挥，表现出色，后来也考入天津大学，成为校文艺宣传队成员。

当时的学生管理工作还采用辅导员制度。我们上初一时，学校派高一的丁柳菊到我班协助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我们到高一时，则由郑作怀、丁秀钗、丁宝华、张淑兰等同学到初一当辅导员。后来丁柳菊也在天津工作，我们忆起往事，都觉得蛮有意思。

高考录取率代表着一个中学整体的教学水平，体现学校教师团队的业务能力和学生的学习成绩水平。记得我们64届的录取率高达82%，这对一所山区县中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全校和全省一样，都有一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积极进取的精神。高考前，闽侯地区还派训导组来校指导工作。

有道是“天才在于勤奋”，人们都说福建的学生勤奋刻苦。福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就业机会不多，莘莘学子，路在何方？高考自然是必选之路。当时老师学生都加倍用功，进入高考总复习阶段，各种摸底、模拟考试不断，重点内容反复练习。师生们都在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最终苦尽甘来，功到自然成。付出多，收获自然就大。由于福建高考连拿第一，许多高校增加了福建的录取名额。记得当时天津大学向福建的招收名额为110人，仅低于河北与北京。

高考时，除了教学一线的师生努力外，后勤卫生室的金冠老师，仁心厚爱，熬了许多祛风寒、降血压的汤药，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健康顺利，精神饱满地参加考试，同学们都感激她。

当时高考志愿均在考前填报，不确定性大。班主任王翊樊老师和各科老师，根据学生的情况，帮助指导参谋。王老师让我报清华大学的建筑、精密仪器、电机三个专业，鉴于前几届录取率低，我还是有些保守、犹豫。倪可源老师说，可报北师大。化学老师郑慕韩则说报天津大学化工系，它是全国第一，不一定看学校，关键看专业。于是我就报了天大化工系，心想到天大再努力拔尖。另外也许还有点化工缘吧。记得七、八岁时，过年放鞭炮，看人家点“嗤溜花”（北方叫“滴滴星”），觉得很好玩。不知听哪个大人说的，鞭炮火药配方是一硝二碳三硫磺。就在农村厕所的肮脏角落处收集白尿硝（大概是硝酸铵之类），木碳粉家里有的是，但没有硫磺，就拿这两样东西瞎鼓捣，不想被我母亲发现了，还招来一顿臭打。但我依然痴心不改，最后读了化工系。

应当说，慕韩老师的化学水平在全省是拔尖的。何以为证？看后来录取情况。当年天大化工系向福建招生30名，古田一中就占了三名：我、丁秀钗、倪玉营。浙江大学二名：杜基盘、林世森。厦门大学二名：叶凤英、陈秀眉。福州大学三名：陈河先、张碧琼、叶师丹。福建师大：谢友月。我们那一届共有11人考入化工、化学专业，慕韩老师功不可没。当时的高考成绩是保密的。前两年，我去天大档案馆查分，我6门课的总成绩为497分，平均分为82.83，其中化学92.5，俄语92.5，名列福建籍学生第一，总分比第二名高13分。据说当时清华的录取线为77分，天大为74分。化学、俄语这两门课为我提分不少。天大化工系每个班30人，基本上每个专业都有3个福建学生，比例够高。

忆往昔，岁月峥嵘。当年物质生活条件虽差，但人心善良真诚，学校风清气正，大家砥砺奋进，刻苦攻读。因此，我们这一届同学，不管有没有考上，都凭借在中学时代培养的积极向上、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脚踏实地、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打下的扎实的文化基础，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无愧于国家与人民的贡献，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亲爱的朋友啊，当你看到美丽如画、生机盎然的古田一中时，请不要忘记1958-1964年，那是全校师生员工举洪荒之力拓荒建校的年代，那是艰难困苦、共渡灾荒的年代，那是奋发进取、永攀高峰、夺取高考红旗的年代。

祝学城，古田一中高中部1964届校友，197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系，高级工程师, 长期任职于天津市玻璃纤维总厂，负责企业技术工作。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