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夏天，我父亲在顺昌县建西平反后病退回古田。开学时，父亲带着我到古田一中报名入学，接待我们的是教务处主任张舜訇老师。她看了我的转学证明，就说不行，或许她认为我的原就读学校建西林业中学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学校。这下可把我父亲急坏了，他旋即到县委组织部开证明，具明“退休干部子弟”身份，我才顺利注册入学。

我被安排在初二（6）班，班主任是林仁豪老师。林老师还教我们数学，他圆圆的大眼睛，透露出和蔼和慈祥。他对班上家庭困难的学生特别关照，他会主动了解，然后向学校提出补助申请。当时我们班上除了我，还有好几个同学都曾获得学校2到4元不等的补助。

入学的第二天上政治课，上课的居然是张老师！因为有入学的那一段缘故，我心里有点抵触，上课时便心不在焉。没想到，这一不起眼的表现被老师发现了，她没有批评我，而是立即提问我，我用在建西学来的标准的普通话对答如流。第二天课间休息，老师把我叫到走廊上，赞扬我普通话说得好，要我到学校广播站当播音员，我受宠若惊，当即接受。在池小平学长的带领下，我做了三年的播音员，直到高中毕业。张舜訇老师看到我各科全优，对我疼爱有加。1977年恢复高考，她问我报考哪所大学的中文系，我说报的是数学系。她很惊讶，我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见当时的我是多么幼稚。

上高一时，我被编在(4)班，班主任是徐培尔老师，教化学。他是浙江温州人，很有才华，待人友善，略显腼腆，批评学生时自己的脸还先涨得通红。有一次，我们在英语课中学到单词“repair(修改)”，觉得与“徐培尔”谐音，就用这个词给他起外号。调皮的学生还故意在他面前怪腔怪调地念“repair”, 而且将音调拖得老长。

培尔老师还没教完我们高一就调回浙江温州，接替班主任的是黄育涛老师，教我们数学。黄老师数学教得很好，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数学系毕业的，不曾想却是华东师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才华横溢，待人友善，语调和缓。上数学课，板书条理有致，画图精准到位。他当班主任有一套好手段，就是选好班干部当他的小帮手，我就是他的小帮手之一。那时候，同学们都很顽皮，喜欢给老师起外号。黄老师一本正经，但又和蔼可亲，我们找不出给他取外号的依据，因此干脆直呼其名。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回母校任教，有一次，五六个同学来找我，当路过黄老师办公室(其时黄老师已升任副校长)门口时，同学们见到他，故意齐声用古田话大喊“育涛”，吓得我和这些同学拔腿就跑。原来他们恶作剧，要出我的洋相，让我难堪。我们年轻时的顽皮和轻狂可见一斑。

1973年，我参加校文艺宣传队，主要在前台表演唱歌、跳舞和诗朗诵。在音乐老师江山助的指导下，我进步很快。在《长征组歌》大型歌舞表演中，我担任诗朗诵男主角，但要和女同学一起朗诵。当时，男女同学一般互不说话，但我还是克服了害羞的心理，勇敢地站到了台上。这次演出锻炼了我的胆量和口才，使我终身受益。1974年下半年，我们看完电影《闪闪的红星》，学校团委和红卫兵团联合发出题为“学习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的倡议。这篇文稿就是由我起草，并经李扬强老师润色而成的。当年学习少，活动多，竟然也可以锻炼人，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慨良多。

我在母校求学期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尾声，校园里掀起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毛主席“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在校园中得到落实，课堂学习与生产劳动的时间大约是六四开。这期间，我学会了开拖拉机，编竹制品，种小麦和红薯等农作物。当时我们每个班都分有几块田地，用于种植农作物。我们班种了小麦和红薯。我们在劳动课上挑粪、施肥、除草，平时上完课就往地里跑。我们所种的农作物，在同学们的精心培育下，长势喜人。记忆尤深的是有一次，我们把收获的小麦换成面粉，蒸成面粉混合红薯的馒头，每个同学和老师都分一份带回家去。那种劳动后收获的喜悦之情，在当时真是难以言表，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甜滋滋的。

1975年，我们高中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年段被分成机电数学（1）、（2）班，学医班和写作班。我被分配在机电数学（2）班，班主任是俞原佑老师，教我们物理，当时叫“农村机电”。俞老师毕业于浙江大学水利系，学识渊博。他为我们演示的自由落体运动、摩擦力等实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被古田溪水电站挖走，担任高级工程师。记得学校“革委会”的农民代表，我们简称“老农”的陈信岳老师，教我们开拖拉机。那时候，机械动力的运输工具极少，能学习开拖拉机无疑是让我们提前进入到“农业机械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心里暗添了一种自豪感，但自己之前连拖拉机都没有摸过，心里又有点忐忑不安。按现在领取驾驶证的制度，我们至少要经过好几个月的培训才能真正上路，可“老农”自有他“贫下中农”的一套教学方法。记得第一次上学习驾驶课，我们的路线是从学校到龙亭的学校“五七”农场。从学校出发，老农一路上一边开一边讲解，到喉咙漈电站及古田溪水电站这一行人稀少的路段就放手让我们自己开。轮到周龙正同学驾驶之时，转弯处突遇对面来车，只见老农镇定自若，迅速出手把住手把往右转，避免了一场车祸。我们几个同学都呆若木鸡，惊出一身冷汗。老农就这样手把手教我们学习了半天，我们五六个同学就都会了。现在回想起那段“无证驾驶”的经历，手心还会捏一把汗。

高中毕业前夕，我们机电班全部下厂实习。我和几个同学到县竹藤厂实习，仅破篾一项，就让我们双手血迹斑斑，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学会了编制箩筐和土箕等农具。接着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在县水利局一工程师（江山助老师的爱人）的带领下，奔赴黄田、双坑测量水利工程。我们扛着测量水利的装备，跋山涉水，架设仪器，弯腰瞄准，绘制等高线等水利图形。两个星期多的实际体验，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俨然就是祖国的建设者。

在学工、学农中，我们结束了学生生涯。紧接着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80年2月大学毕业后我又被直接分配母校任教，到今年（2017年）我满60周岁，总共在古田一中学习工作了整整41年。与母校41年的情缘，融汇了我一生的精华，也记录了我一生的酸甜苦辣，我会永远珍惜。

丁述榕，古田一中高中1975届校友，1980年毕业于宁德师专数学专业，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任教于古田一中并担任政教处主任。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