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涯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年代，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作为传授知识的学校，校园环境也发生了异变：池塘不种荷不养鱼，成了稻田，大、小操场甚至犄角旮旯都种了番薯，或者成了麦地。学校在乡下还有一片农场。师生们经常的功课就是刨地开荒，种稻挖薯。

　　我和倪可源老师就是在刨地开荒、种稻挖薯中认识的。

　　倪老师原任学校教导主任，“文革”中在劫难逃，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接受劳动改造”。我们经常见到他扛着锄头、戴着竹笠在忙活的身影。他近视，看人时眯着眼睛，露出谦和的微笑，说话轻声细语的。初时，我们这些“革命小将”在他面前趾高气昂的，有着不可一世的政治优势；但他对我们总是谦和地微笑着，亲切地打招呼，令我们警觉“阶级敌人”可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但日子一久，我们的警觉抵挡不住他那谦和的微笑，竟和他交上了“朋友”。我们每个学期都到学校农场参加劳动，却在他的严厉看管下“接受劳动改造”。比如，大热天他不允许我们下河玩耍，被发现了他会给带队教师打小报告，这使我们很郁闷。但“百密”也有“一疏”，有时，我们饥饿难捱偷挖了地里的番薯，用泥巴团了放在火里烤得喷喷香，躲进木屋里偷吃，他竟全然不知是偷来的似的，依旧眯着眼，微笑地看我们吃着。

　　我聆听倪老师授课，是在中学毕业之后。

　　那是1977年底，“文革”已经结束，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从插队务农的山村返回县城，准备复习应考。学校在县文化宫大会堂为十年来荒废了学业的青年们补习文化课。一个只有千把个座位的会堂，居然挤下了三四千人，过道中，走廊里，窗台上，满满的都是；而偌大的讲台上只斜靠着一块小黑板，放着一张小课桌，显得空旷。倪老师就站在空旷的讲台上对着密密麻麻的三四千人开讲。他讲授的大约是语法修辞之类吧，没有麦克风，但他微笑着，神极闲淡，语极轻细，仿佛是私下里一场会心的交谈。这是他的自信，也是他的魅力，——在安静的大会堂里，他的每句话都能传抵每位听课青年的心里。

　　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异地，是他怂恿我调动回母校的。他说：“回来吧，我们一起工作。”那时，他任学校教务主任，学校教育质量居地区之首。

　　后来，倪老师的公子倪继如也到母校教语文。记得一天晚上，语文组的同事们一起在影剧院旁的小酒楼里聚餐。大家觥筹交错，酒酣耳热，难免有失态的时候。不知因谁谈起继如兄，李扬强老师竟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他由倪继如联想到其父倪可源老师，联想到倪老师“文革”中的遭遇，因而哭道：“‘文革’中县城里第一个被游街批斗的是倪可源老师啊！”

　　语文组中还有一对“父子兵”，是游庆喜老师及其公子游有基老师，分别教我初中与高中。其时游老先生五十来岁，满头白发，他授课，每句话都讲究疾徐轻重，初时声极大，若洪钟，而后洪钟渐传渐远，渐远渐细，甚至微入毫发，令人陶醉其中。游公子则与其父不同，无论吞吐抑扬，他均铿锵有致，当他洪钟大作之时，整个教室是会瓮瓮作响的。我在中学阶段，约有一半的语文课是伴着他们父子俩的这两类钟声度过的。

　　那时候的语文教材，充斥着无聊透顶的政治说教，难得有一两篇好文章。平日里老师们教那些烂文章，敷衍马虎，了无情趣；但遇到好文章，就像迎来了佳节盛典，老师们都极为高兴，把课讲得天花乱坠。

　　游老先生教我语文，如果告诉我今天别来上课，没什么好听，那一定是遇上了烂文章。我就可以逃课，躲起来看闲书，比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是当时难得允许出版的小说；《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当时被列为“毒草”的禁书；《第二次握手》和《少女日记》，都是坊间偷偷传阅的手抄本，后者还很黄色，算是我性启蒙的读物吧。游老先生曾说：“学生的语文水平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我从游老先生学语文，获益不浅，但我认可他这话。

　　游公子那时年轻潇洒，多才倜傥，遇上好文章，必定口若悬河，讲得眉飞色舞。他上鲁迅的小说《药》，给我的印象尤深。他讲华老栓“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讲康大叔“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神情毕肖，能把我们带到鲁镇丁字街的“古轩亭口”，其中的“蹩”和“攫”两字也一辈子忘不了。他没有康大叔的满脸横肉，但嚷起“包好，包好！”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得了痨病的小栓。他讲刑场上许多像鸭子般伸长颈项的看客，我就想起那阵子经常杀人，想起我尾随囚车到刑场看枪毙犯人的情景，很佩服他讲出了我们看客的心态。

　　游公子是学校的团委副书记，有一年期末，他把一摞材料交给我，要我整理团的工作总结。可那时我的家庭受“文革”冲击，我仅仅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团还是一种奢望。

　　我到母校任教时，赖再老师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赖老师解放前夕投身进步学生运动，参加部队文工团，后来退伍从教。但他身上没有扛枪打仗的那种军人气息，走起路来还略有点袅娜，是文工团员所特有的那种。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上唇蓄着浓密的胡子，像隶书的“一”字，令我时常联想起留“一”字胡的鲁迅先生。赖老师称他的胡子为“卫生须”：一旦风尘滚滚，就翘起上唇来，浓密的胡子挡在两管鼻腔前，是很好的“空气过滤器”。这说法是如此的奇特有趣，我至今还想，北京空气污染如此的严重，生活在北京的男人们是不是都该蓄起这样的“卫生须”呢？

　　赖老师古文功底极深，上起课来风流蕴藉。他没教过我，但我听过他的公开课，上的是《送东阳马生序》。他上课不用课本，也不带教案，只右手像夹着一支烟那样夹着一根粉笔（他嗜烟），在讲台前优雅地踱着。每踱一步就出口一句古文，然后译析评点，然后再踱一步，再出口一句，再译析评点。于是，“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这一句句就踱进了我们的脑海。

　　有两样东西，赖老师至今还欠我的。一是他刚离休时，我和万明兄跟着他去纵情山水，登黄山、游南京，然后是扬州、无锡、苏杭、绍兴……。从黄山下来后，他感激我们两小伙子对他照顾备至，夸口说到南京一定领我们上金陵饭店（曾经的中国第一高楼，南京标志性建筑，当时新建不久），请我们喝可乐（当时可乐还是奢侈品，没喝过）。可到了南京，看到饭店门前站着保安，一块牌上写着“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而我们三人风尘仆仆，都灰头土脸的，于是他就止步不前了，并且从此不再提它。二是他于书法造诣极深，登门索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他经常对我许诺，一旦得闲，当精心为我书写一幅，但也没有下文。赖老师后来作古了，欠我这两样东西，是留给我做永远的念想。

　　赖老师的公子赖仁师也在学校教书，但一个教汉文，一个教英语，虽也算是“父子兵”，但毕竟不同战壕。

　　李扬强老师与赖老师一样都很有文艺范儿。

　　赖老师文工团出生自不必说，李老师能编剧善导演，是教工中的文艺骨干。“文革”复课那阵，学校办了一个文艺排（当时学校仿军队建制，年级称“连”，班级称“排”），李老师教这个文艺排的语文。学校组织师生排练“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全剧十场），由他当导演，文艺排学生当演员。《沙家浜》的演出极为成功，在县大礼堂陆续公演30余场，场场爆满，还到各公社、驻军地巡回演出，名噪一时。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只看过“智斗”和“坚持”选段，没看过全剧，至今仍觉遗憾。

　　李老师因其艺术才华很受学生崇拜，跟学生也很亲近，也因这艺术才华，排演了一些节目，在政治运动中受连累被冲击。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活得战战兢兢的。“文革”过后，落实政策，组织上把那些整人的黑档案交给他本人销毁。有一天，他和我谈起销毁档案这件事来，他是怎样端来火盆，拿起一份份的档案，里面有同事间互相揭发批判的文字，有自己自污自毁的检讨，往事历历在目，就这样看一份，烧一份，泪水一阵阵地涌出来。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两个眼眶都是红的。

　　还好这一切不堪后来都过去了。

　　后来，李老师兼职县政协副主席，说是兼职，因为他同时还扛着一个班的教学任务。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他专职政协工作，我也调离了母校。后来，他专注地方志的建设，主编了《古田县志》、《古田年鉴》、《古田一中校志》，笔耕之余，偷得闲暇，晚上还常去舞厅里舞那么几曲，他的文艺细胞使他重新焕出青春般的活力。再后来，他致力于从文化学视角研究家乡古文化，先后撰写了《蓝田引月》和《蓝田古文化》两部文化散文集。每部集子出版，他都寄赠与我，就像当初儿女成亲给我发喜帖似的。

　　今年春我回古田，去看望李老师。他的雅舍里那间原本兼做书房的客厅，书架上、几案旁，一摞摞的是各种书籍，还有那些书法卷轴，占据了太多的空间，虽然书香、墨香四溢，但毕竟有点逼仄了。他干脆把这空间拱手让给了四溢的书香、墨香，在客厅外的阳台上另辟了一块领地。我来到他的那块领地：阳台上围起了玻璃窗，阳台内，一方木制书桌，一张藤编靠椅，桌上一盏台灯，灯前一叠文稿。李老师就坐在书桌前的那张藤编靠椅上，对我娓娓而谈。谈老民居的保护，谈古书院的修缮，谈翠屏湖的开发，谈他的论著与楹联，也谈我的拙文。

　　我心想，老师儒雅如此，健朗如此，就很好！

　　——老师的这块阳台，飘逸着书卷气，让人神清气爽。

　　　　　　　　　　　　　　　　　　　　　　　2013年10月20日。